反事实情形下的非因果解释理论能够在解释实践中更好地实现解释力，在解释的反事实理论、结构模型解释、最优模型解释等非因果解释理论中均存在反事实。但反事实与非因果解释的结合并不充分，反事实在应用于非因果解释的过程中，引发了非因果解释的不对称问题、过分覆盖问题，以及基于反事实无法涵盖所有类型非因果解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多元干预自由主义的解释立场，解释多元论与结构方程模型的结合为上述解释案例所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对非因果解释的合理性辩护。

自然化现象学是自然主义与现象学联姻的理论结晶，其本质就是要把经典现象学的理论洞见整合到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虽然先验现象学与自然主义长期处于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状态，但作为现象学组成部分的现象学心理学却并未放弃自然态度，因而与自然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容性。因此，自然化现象学的合理进路只能是对现象学心理学进行自然化。同时，自然化现象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弱化的、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它以非还原的自然概念重塑了我们对自然本身的认识，从而为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交流与沟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类生命体生物打印技术的应用发展，引发了现代生物医学领域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在“打印形态”“介入形态”和“增强形态”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危机、风险与挑战。因此，亟须对类生命体生物打印技术的发展进行伦理审思。在此过程中，需要以“击靶德性论”审慎对待“技术热情”。同时，将该技术赋予医学人文价值关怀，并制定从“形似”到“神似”的“禁止—允许”的伦理规约，以解决类生命体生物打印、介入与增强产生的伦理问题。

为了防范人类生存危机，道德增强进入了科技伦理议程中。由于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诸多弊端，各种人工智能道德增强方案被陆续提出，分别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道德决策的“替代者”“建议者”或“对话者”;“替代者方案”将导致道德消亡，阻碍道德进步，但适用于危急情境;“建议者方案”会损害能动者的能动性，固化其道德观念，但适用于日常决策;“对话者方案”能够帮助用户实现道德成长，但无法提供道德动力。混合式道德增强将各方案应用于不同场景，在紧急状态下调用“替代者”模式，在日常生活道德决策情境中唤醒“建议者”模式，在空闲时段进入“对话者”模式，兼顾三种方案优点又规避其缺陷。但混合式方案仍需要生物道德增强的辅助以提升用户道德动机，并被纳为义务性培训的一部分。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基于CGSS 2018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对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均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发展水平的调节，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因此，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和地区，未来面临着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双重压力，要避免发展不足与不公平对居民幸福感造成的负面效应叠加;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和地区，要注重发展总量向更高发展质量转型，提升发展的公平性，为提高居民幸福感“锦上添花”。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模型，采用147个国家(地区)205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显著促进效应，且这种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高水平国家、非毗邻大国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渠道检验显示，本土市场规模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出口复杂度。此外，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的视角，发现发展中国家进口依存度与本土市场规模具有协同效应，能够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其出口依存度则存在负向作用，而发达国家则相反。

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多主体合作模式如何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存在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五种要素的合作组合形成了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多样化组态;存在四条具有“殊途同归”特征的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包括“政府辅助下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与数字用户双元驱动型”“合作企业、数字用户和政府三元驱动型”“数字用户辅助下的合作企业与融资中介机构双元驱动型”“高校及科研机构主导下的政府与融资中介机构双元驱动型”以及一条实现非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存在企业性质视角的差异性。

灵活就业人员为企业注入新活力，满足企业降本增效的发展需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通过对28名灵活就业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分析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332份问卷结果进行组态构建。研究结果表明: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选择受到薪酬福利、工作条件、角色清晰度、社会群体支持、感知有用性与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单个前因条件不是产生高就业选择行为的必要条件;实现高就业选择行为的路径可以归纳为三类，即行为态度驱动型、态度—主观规范协同型与自我感知型。

政务热线服务的协调发展关系数字政府建设全局。基于公共价值视角构建了综合分析框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究了城市政务热线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发现:制度安排、技术应用管理能力、公众需求、同侪竞争压力和组织财政资源是城市政务热线服务质量的正向影响因素，其中，前三者也是实现高质量政务热线服务的核心条件;存在价值—环境驱动、价值—能力驱动和综合驱动三种高质量城市政务热线服务发展模式。为此，政务热线后发城市应从完善制度安排、回应公众需求、营造学习竞争氛围和提升人员数字素养等方面着力，因地制宜建设政务热线。

为揭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动因，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资源松弛理论和组织适应理论为基础，结合地方政府实践情况，构建了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我国城市间扩散的原因和机理。研究发现，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扩散并非单一因素作用所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归纳得出三类条件组态:压力—适应型，即公众诉求和技术应用能力推动地方政府采纳;适应型，即具有较高数据治理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地方政府会积极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以适应数字化趋势;压力—资源型，即城市化率、公众诉求和数字经济水平的组合作用会促进地方政府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制存在着规则分散、征税范围狭窄和税负分配不公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但由于未能厘清设立房地产税的正当性基础，这使得该税种的制度扩围与结构优化长期停滞不前，由此所引发的地方财政风险和财富不平等问题不容忽视。为保障和促进国民空间发展权的代际公平，宽税基房地产税的制度建构既要关注该税种在地方税与财产税语境下差异化的目标定位，还应明晰房屋和土地在法律和经济属性上的差异，尤其是居住用房地产所承载的狭义居住利益与广义居住利益，并探索以“房地分离主义”为中心的税制设计方案，以期能更好地衡量和捕捉房地产的空间价值与自然增值，从而消解各界对于该税种新增经济负担的合理性质疑与正当性诘难。

当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陷入了一定的误区，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在理论上，“宏观方案构建”板块的研究中存在“先入为主”式的技术偏见以及“望文生义”式的认知偏见;“具体技术应用”板块下部分快餐式的研究以及热点导向型的探索使得研究结论的效度、研究对象的限度、研究内容的维度和成果适用的广度处于非理想状态。实践中政府部门在对待技术纰漏、回应考核指标、探索数字化红利、整合部门机构资源、调整和优化传统行政程序等方面也暴露出一定的形式化倾向。对此，应当从夯实技术支撑和强化顶层设计两大维度纠正上述偏差:加强技术学习，赋能学科研究;重视技术应用，反哺学科研究;理顺体制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统一技术标准，消除信息孤岛;摒弃政绩追求，兼顾权利救济;完善法律规制，平衡价值冲突。

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分为效力性与管理性，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为防范公法的不当干涉，实现管制与自治的平衡。该概念构造试图仅根据规范意旨将强制性规定一分为二，并对法律行为效力具有不同影响，充斥着公法管制思维，先验地肯定某一社会公共利益绝对高于所有个人利益，却忽略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多元性以及最终服务于个人利益，而且个人利益也会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采取违法行为效力个案具体认定的私法思路。评价法律行为效力不能完全无视私主体主观因素，法律行为无效作为私法上最严厉的惩罚，如果绝对否定主客观相一致将会过度侵犯行为自由。商事营利追求和自由主义等特性也要求对商事交易行为的无效更为慎重。应当避免将合同生效、履行这一私法逻辑推论不当套用到公法规制当中，不顾其对于私法自治干预程度的巨大差异。

我国刑法中有保留“保全型”自救行为的余地，但不应直接照搬德国模式的理论建构。如果权利人保全手段涉及伤害、拘禁等限制、拘束义务人人身的罪名，并不需要也并不能够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若相应手段涉及的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当该行为确属保全权利过程中的必要行为时，在涉案金额相对权利标的额仍属轻微的情况下，可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权利人以私自取走、扣押义务人财物或收集义务人个人信息的方式保全权利的案件，都有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阻却违法性的余地。前者依《民法典》第1177条应以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为其成立要件，后者则不应受其拘束。

人类自由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描绘展望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从替代工人体力劳动的机器和自动机器体系的应用中，看到了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性，预设了“人工智能”这类特殊的“自动机器”替代工人“智力”劳动的出现。人工智能是社会科技创新、人类智能发展和智能外化的必然结果，亦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利用智能化机器系统替代“白领工人”劳动的必然结果。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增加了人类的自由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创造了条件。然而，人工智能系统成为劳动手段和劳动条件为资本所利用，无偿占有了一些社会成员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引发了“分配公平”和“劳动正义”等问题，因而也提出了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要求。

根据布迪厄的资本理论，译者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层面上的积累对其在译介活动中的表现有着决定性影响。借助资本理论研究瞿秋白的资本结构和类型，分析译者资本对译介作品传播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瞿秋白的译者资本以文化资本为主，以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为辅，他独特的译者资本贯穿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阶段，影响其译介动机、译介选材、译介模式、译介理念、译介策略以及译著的出版、再版和传播。

三届雨果奖得主杰米辛的《破碎的星球》三部曲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出全新的后人文哲思。三部曲用拟人化和拟石化的文学手法构建了一个人类与地球共生共存的生态共同体。地球被拟人化，成为了具有感知、理想和认知能力的主体，打破了“人类/非人类”的二元对立。后人类在拟石化的作用下，在生理和心理上与地球靠拢。守护者以核石为中介共享地球的感知，于“他者之痛”中赎罪。食岩人与地球实现了理想的共振，为促成生命的共荣而奋斗。原基人在沉浸式的行星体验中认识到人类的渺小和贪婪，并最终领悟到人类与地球的共生关系。